从郊区到市区的路很长，我踩着没过脚踝的雪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律所同事发来的消息，问我年后还回不回所里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指尖冻得发僵，最后只回了两个字：“不了。”

路过街角那家我们以前常去的麻辣烫店时，老板娘探出头喊我：“姑娘，好阵子没来了，还是老样子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，玻璃门上的冰花里，好像还能看见五年前的我们——他抢我碗里的鱼丸，我揪着他的耳朵骂他无赖，雾气氤氲了镜片，却挡不住眼里的笑。

“不了，”我摇摇头，声音轻得像要被风吹走，“我要离开北京了。”

老板娘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多问，只是往我手里塞了颗奶糖：“路上慢点。”

奶糖在嘴里化开时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，砸在雪地上，洇出小小的湿痕。我想起刚才对着烟花说的愿望，其实还有半句没说出口——

祝我，忘了你，得偿所愿。

走到出租屋楼下时，天快亮了。雪停了，月亮还挂在檐角，像一枚冰冷的银币。我抬头看了看那扇熟悉的窗，窗帘拉得严实，昨晚的狼藉大概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

也好。

我从包里摸出另一把钥匙，放在台阶上，转身走向地铁站。早班地铁空落落的，我靠着车窗坐下，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，它们在晨光里慢慢清晰，又慢慢模糊。

手机又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
“是我。”男人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，带着点不裴察觉的沙哑。

地铁钻进隧道，信号滋滋作响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个兔子……”

“丢了。”我打断他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就像有些东西，该丢的时候，就得丢。”